一本护照，记载着老人一生唯一一次出国。初中女孩的日记本，定格了她对另一个女孩的爱慕。一本报案记录，记下了失主们的怀疑对象。城中村过年前，盗贼像潮汐一样按节律出现，一年到头没混好的人，这时总得搞点钱回家。村民有自己的治安大队，摸索小偷的规律，做好埋伏。

有一次，陈洲被一个四川汉子拉住，没头没尾就说：“是我报的案，是我带警察抓了那个小子”！他慢慢才听懂，汉子从1993年就住在杨箕村，撞见一起凶杀案，他报了警，自己也被关了一夜。“我是英雄！”他不时举起拳头，脸涨得通红，青筋都看得见。陈洲想脱身，又怕他动怒，此时一位胖胖的妇女走过来，朝他努了努嘴：“老杨，我要搬家，房子给我找好了没？”老杨马上变了个人，尾随女人屁颠屁颠走了。

过去16年里，张晓静和陈洲不断探访广州城即将消失的城中村，把门牌和带有生活痕迹的物品，从残垣断壁里抢救出来。他们捡到过包租公的账本、农村自建房的图纸、房产契约、求职文件、民国的印花税、60年代的身份证件、油票布票、练功的石锁、遗落的神像……有个商贩丢下了整个仓库，据张晓静说，里面都是全新的青花瓷器，甚至还有骨灰盒。

许多物件都承载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的生活线索。一份劳动工分卡，显示从1977年2月1日那天开始，一个叫美凌的小女孩可以上工分了。一本洗头房的工作手册，规定了作息时间，细致到几点几分要做什么，揭示了工人们的严苛生存法则。

在一间间空屋里穿行，陈洲看见没写完的作业本摊在桌子上，上面摆着音乐小熊，还能发出声音。在隐秘的角落，留下了人们的离情别绪。一位外来租户把诀别的话写在门框上：“主人已乘火车去， 林和村一百年不动摇”。照相馆的墙上挂着一幅当年的流行画——一只卡通狗趴在地下，衣服上打补丁的小男孩低头看它，旁白写：“狗狗，你是不是想家了？”

当年的流行画旁白：狗狗，你是不是想家了？

混乱和匆忙里，小孩的感受往往最后才被考虑。在陈洲拍下的场景里，雨中一位母亲正分拣玩具，准备搬迁，小男孩给她撑着伞，嘴里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被母亲呵斥了。男孩怀里抱着两个公仔，一边抹眼泪，一边继续撑伞。

外来务工者们要办很多证件，都要拍照，照相馆成了“寻宝”的好地方。照相馆搬走了，照片散落一地，照片的主人没来把它们取走。看到脚下陌生打工者的照片，陈洲会想起在外务工的弟弟和哥哥，他家在安徽大别山，读书一直靠勤工俭学。过去16年里，他持续收藏被遗弃的照片，希望把一个个人，从“被遗弃和被践踏”的状态，转化为“被尊重”的状态。

2007年，陈洲和妻子张晓静从法国留学回国，张晓静去了广州美术学院当老师，陈洲则做了独立艺术家，有不少时间闲逛。起初是在买菜的路上看到被丢弃的坛坛罐罐，觉得有文化价值，南方天热，居民用它们存米存酒。他们想把这些“街头冰箱”捡走，但又没地方放，过两天再去看，全被小孩当了靶子，拿石头砸了。

今年1月，张晓静和陈洲拿出一些收藏做了“捡来的博物馆”。一幅17米的画卷由40多张奖状黏合而成，里面大多是广州「林和村」一名叫徐小惠的女孩，从幼儿园到初一得到的奖励，搬迁时没能被带走，贴满一整面墙。

两人把奖状揭下来保存。之前媒体报道后，徐小惠的爸爸曾联系过陈洲，说一家人已经回到湛江乡下。后来陈洲的手机换过，失去了联系方式，“小惠大概二十八岁了，很想再问问，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展览吸引了不少附近居民。一位阿叔一直在看挂钟，很是激动，掏出自己随身带的工作证来。原来他之前是广州电子表厂的工人，从23岁干到退休。他迷恋钟，在家里就挂了5个，老婆嫌烦，他送了一个到“博物馆”里。

一位家庭主妇送来了唱片和VCD，那是她公公的珍藏。老人已经去世20年，只能从旧物和媳妇零散的回忆中得知，他出生在香港，是大学生，喜爱音乐，晚年常拎着录音机去老年大学唱歌、跳舞。她的老公也已离世，是个爱读书的人，考了整整一盒子的证书。她想着要不要把证书也送来，“这些东西有用吗？”

送东西参展的居民。

展品。图源网络

高价回收门牌

在广州海珠区，林立的高楼中间有一片粉色平房，这里是怡乐社区，租金比周围低廉些。里面有三条小巷，往社区深处走，视线多半会被一栋蓝绿色的平房吸引——外墙上贴着2100多块“马赛克”，都是废弃的旧门牌。陈洲和张晓静的“博物馆”就在这里。

萍姨之前工作的饭店，就在“博物馆”边上。一推开门，“全是熟悉的老古董”。一台缝纫机打开了她的记忆，小时候大人都去做工了，她自己用缝纫机做鞋垫子，针直接穿过了手。萍姨是河南人，1996年她带上一套衣服和一张儿子的照片，南下广州打工，给人做保姆，在雇主家里几乎每天都不出门，“住了十多年，不知道有怡乐路”。直到2007年，家人才从老家来跟她团聚，儿子做厨师，丈夫做保安。

在许多外来打工者口中，城中村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潜龙里、择邻里、占决里、聚星里、居仁里这些地名，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地址，也是即将消失的集体记忆。这里居住条件不佳，但低廉的房租、便利的生活，常让城中村成为外来打工者在异乡的第一个落脚点。

嘈杂混乱之中，也可以找到“家”的模样，一间外地人开的大排档里，大人招呼着客人，孩子就大的照顾小的，六七岁的哥哥抱着一两岁的妹妹，在昏黄的灯下写作业。

杨箕村帮忙搬家的孩子。

琶洲祠堂前面的摇摇车。

这里还容纳了一些奇怪的人和梦想。一位叫梁伯的老人，他的书法作品从地砖贴到屋顶，密密麻麻覆盖了整栋老宅。字里看不出传统章法，名句也可以改掉，只凭着一个农村老人的理解恣意挥洒，他写“夕阳无限好，何必惧黄昏”。

2010年林和村拆迁前，一个记者朋友提醒陈洲和张晓静去看看。记者朋友大学毕业后到广州，像很多外来打工者一样，从火车东站下车，落脚在对面的林和村。

许多档口已经开始搬了，一家兼卖手机、修表、磨眼镜的店还开着门。女店主说，1983年就开了这家店。墙角的木凳上，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马达，是用来磨镜片的。陈洲花20元买下了它，这是他们在城中村收的第一个物件——它和女店主的生活，已经融入城中村，成为一件近30年的见证物。店主用红色油性笔把使用的起止时间写在马达上：1986-2010.4.11。

他们买下的马达。

那时陈洲、张晓静没多少收入，没有车，带着安全帽和铁锨，一有空就去城中村的废墟，然后坐公交一趟趟搬东西。陈洲在城中村染上了过敏，碰到某些东西就起荨麻疹。

他们还打起了门牌的主意，有些门牌是陈洲自己撬的，张晓静打伞掩护他。拾荒者以为遇到了同行，告诉他们“门牌是铝做的，不值钱，得捡钢铁的”。

后来陈洲干脆做了个行为艺术，更直接地展示门牌的价值——拿一块大牌子写上“高价回收城中村门牌”，在村里找了个角落蹲着。这件事惊动了媒体，也招来了警察，说清楚自己在做地名保护后，他跟民警交上了朋友。

一天民警打电话叫他去警务室，一进门对方就说：“我们昨晚为你奋战了一夜，这些门牌作为礼物送你吧！”原来媒体报道艺术家高价回收门牌后，有人信以为真，夜里就摸进村里来撬。警方抓住撬门牌的人一顿教育，扣下了“赃物”。

也有村民主动给陈洲送门牌，让他留作纪念。一位老奶奶受到了启发，拆下自家的门牌带走，说想让后代记得她生活过的地方。一位女性同样拆走了门牌，她的公公习惯了每天在村里的榕树下聊天，担心老人家住楼房不习惯，她给新房的每间屋，都贴上一块旧门牌。

《捡来的博物馆》，图源自网络

消失的城中村，消失的淘金梦

进入一条城中村小巷，意味着闯入一个脏乱、拥挤、热闹的世界。楼与楼之间仅容一人骑车通过，两栋楼的邻居，站在各自家里就能握手，每一寸空间恨不能都盖上房，阳光照不进，白天也开着灯，像一座“不日城”。

拐过一个路口，会遇见三三两两的站街女。陈洲有一次在暴雨后进村，看到五六个站街女涂着夸张的脂粉和红唇，穿着超短裙，正从垃圾堆里抢着捡被丢弃的假花，那些花大红大绿的，她们嘻嘻哈哈地闹，说花好美。

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包分配工作了，不少高学历、有梦想的年轻人南下闯荡，石牌村的租户里，有许多白领在附近的电脑城上班，里面走出了网易的丁磊，还有五条人乐队。在一期节目里，许知远问五条人，石牌村最可爱的部分是什么？他们回答：“这里提供了一个世界。什么都有，最低的消费，而且里面有青春、荷尔蒙。”

有一次，陈洲和法国人在林和村闲逛，一个女孩冲过来跟他们讲英语。她是青岛大学九十年代的外语系学生，毕业后到了广州，在村里租了两个档口，卖女士内衣和化妆品，也在村里结了婚，生下两个小孩。

村子要拆掉，她的生意中断了。如果要回乡，一个大学生混成这样并不光彩，她也早已跟同学断了联系。陈洲说起“应该有一个城中村博物馆，讲述外来务工者的故事”，女孩从墙上摘下一面铜镜送给他，那是决定南下找寻“淘金梦”时，妈妈给她留念的，是妈妈结婚时用的镜子。

女店主送的铜镜。图源南方都市报。

林和村搬迁限期将至，两位电焊工负责封锁门窗，一位不知去哪的父亲带着孩子。图为两个电焊工逗孩子玩。

因为带着相机游荡，陈洲经常被误认是记者。表明身份后，村民倒也不介意他是谁，只是想倾诉。他曾被一个钉子户拦住，那人五十多岁了，在村里当倒插门女婿。拆迁的尾声，一个断水断电的夏天午后，空气和时间也变得粘稠、凝固，他和几条狗住在一起，不停讲述自己的遭遇。

在一家卖旧家具的档口，来自江西的店主跟陈洲抱怨起来，他80年代到杨箕村扎根，村子外来人口流动性大，生意一直兴隆，他也懒得找其他生计。搬迁后很难找到位置这么好的档口了，在广州拼不动，可能只有回老家，但农村老家的田地早荒废了。他几乎是喊着说：“难道广州不需要我们这些生意人吗？”店主送了一个音箱给陈洲，在上面写上：“希望广州永远能听到江西老表的声音。”过两天陈洲再去上门拜访，店已经清空，他离开了。

江西老表的店。

搬迁中的城中村，跟战后一样遍地狼藉。一家拉面馆跟房东有纠纷，是林和村最后的钉子户。陈洲去吃了一碗面，恰好看到了故事的结尾。他听见店家跟协调人说，拿赔偿款来，我们立刻走。过了一会儿，协调人真的拿来一手提箱的钱，往桌子上一放，店家直接抄起凳子往外面扔。

怡乐社区的居民许遥，了解城中村更久远的过去。他是广州人，九几年时他刚毕业不久，在外企做销售。为了不被父母拘束，许遥在石牌村租了一个三五平的天台小格间，只够放一张床。但是天台有近100平，还带一个小冲凉房。这算得上是“豪宅”，附近做音乐、搞艺术的朋友常来洗澡，在他家天台上聚会，喝酒，唱民谣和英文歌。城中村里大家都吵，没人管扰民。

冼村，一个男孩抱着熟睡的妹妹，一边做作业一边等待摆摊的妈妈收工。

冼村村口的等待接活的外来务工者。

在拆除现场，淘钢筋的人们。

除去住在「石牌村」的那一年，许遥在怡乐社区住了近40年。这里有许多国营单位的宿舍，有些会切成小小的单间，租给外来务工者，10平的房间租金1000元。居民大多是老年人，也有一些外卖小哥。许遥感觉，“看到了新旧两代工人阶级，一代是主人，一代是过客”，“有的人付出很多，得到很少”。

他之前做地产项目，认识许多包工头，一个人找到活，就把老家人都带出来打工，住进集装箱宿舍，“盖了很多房子，但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据他观察，许多打工者二三十岁就到广州，工作到退休，孩子长大了，找的工作还不如他们，只能卖卖保险，送送外卖。社区里的文化活动，外来务工者不太参与，连续的忙碌之后，外卖小哥们的娱乐活动是广场上摆一张桌子，吃烧烤。

“2009年刚来「冼村」，独自一人来闯了，现在拆复建新村，好怀念当时一杯奶茶才2块五。”

“多少次梦见「杨箕村」那熟悉的街道人来人往，一觉醒来全是空。”

“20年弹指一挥间，「林和村」没了。广州东站的兄弟，你们在哪里。”

在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曾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们，一直有人在试图寻回旧日的生活和记忆。而“城中村博物馆”里旧物的主人，或许沿着地铁线越住越远，或许实现了淘金梦，没有人知晓他们漂去了哪里。

（除张晓静、陈洲外，文中其余人物为化名。图片除标注外，均为讲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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