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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孔子一辈子都在思考如何恢复“礼”的秩序，“礼”是周朝人发明的，而孔子是商朝人的后代，按理来说，周朝人是他的仇人，孔子却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示自己欣赏周朝的文化，这说明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他超越了自身的身份界线，认为周代在人文化程度方面比商朝做的更为出色，所以他才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把传承文明当做自己的首要责任，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就真的不谈“怪力乱神”了，比如说汉代的某些儒家就和方士结合在一起，专门制造一些为皇帝服务的神话传说，为汉代皇帝登基制造舆论，后人把这种思想称作“政治神话”，这个时候儒家身上就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又比如儒学在宋代是以“私人讲学”的形式出现的，宋学创始人之一朱熹本人的思想最初不受官方认可，而是通过在地方授受弟子，通过一些民间书院的讲学网络慢慢传播开来，这种方式很象是恢复了孔子的私人讲学风格，与汉代儒学大不一样，后来在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进入科举考试体系。“宋学”作为一个流派有一个从“私”到“公”，从“区域”到“整体”的演变过程。所以要了解宋明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一定要知道最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成气候的，有哪些因素施加了影响力。

搜狐文化：本书前两章实际上是在谈天和地，也就是中国人所处的空间位置，想请杨老师谈一谈古代对天的观念的衍变？

杨念群：中国古代对“天”的认识有一个从“人格神”崇拜到逐渐世俗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古人最初把“天”当做神秘的崇拜对象，并通过巫术的形式对它进行祭祀，甚至通过杀人的形式进行祭拜，比如商朝人就好谈鬼神，还有所谓“人殉”制度。

古人把一些非正常的自然现象看做是上天表达喜怒哀乐的结果。比如如果出现日蚀、旱灾、洪灾、地震，往往被当做上天发怒造成的后果，或者某天某只奇怪的大鸟降临到宫殿之上，则被看作是上天高兴的表现，古代文献把这类现象叫做“天谴”或者“祥瑞”。还有就是古人讲究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循环的态势，或者“阴阳”顺序安排生活节奏，也是为了执行上天的意志。这种按照循环模式推测历史演化进程的观点，后来在宋代以后慢慢边缘化或者被抛弃掉了，原因是古人观念中的“天”作为“人格神”的色彩变淡了，人们不再把“天”当做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超人”，它生气还是高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对“天”的认识被转换成了“理”，比如古人有时说“天理”，重点会落在“理”上面，这个“理”有时不那么具体，显得有点抽象，有时这个“理”相对来说又能转化成一种比较接近人间的道理，或者说是一种人人都要熟知的道德训条。这样一来，“天”的地位实际上就下降到民间的层次了，“天”的那些不可捉摸的规矩也下降成人人皆可知晓的一种生活规则。

搜狐文化：您曾经在讲座中谈到本书的创新性是以天、地、君、亲、师这个顺序来写，请杨老师谈一谈天地君亲师的逻辑关系？

杨念群：传统中国思想史总是一上来就开始按照某个思想家的观点来解释古代世界的意义，好象这些人都不是生活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而是一个个抽象的“人”，在那里谈不食人间烟火的想法。我当时考虑中国思想史的写作必须突破按“思想家”的次序抽象谈论古代意义世界的旧思路，尝试把这些古代圣人放在一个比较具体的历史系统中去加以定位，让他们在应对各种复杂人情世故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其实就是对天、地、君、亲、师这个整体系统的反映。某个思想家之所以优秀，就是因为他在特定的年代在特定的时间中处理特定问题的能力远胜于常人而已。那么，这个系统的排序，也是按照古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次序设定的，古人当然必须首先处理和上天的关系，因为在远古时期，“天”对人的生活影响最直接，对“天”的祭拜程度往往决定着人们在世间命运的好坏，先秦时期人文化程度越来越高，但仍维持着对“天”的敬意。“地”是指人们对“地理环境”及其周边世界的认知，人们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必须处理与“地理”相关的许多问题。“君”扮演着沟通天地人的中介角色，“亲”指的是围绕亲属关系构成的家庭和家族网络，这是中国古人生活的基础。“师”则是指导皇帝和民众如何按照一定的伦理规则生活的那群人。这五个要素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对象。

搜狐文化：本书对古代君王的描写十分细致，想请问杨老师古代皇帝在思想史上起到什么作用？

杨念群：中国古代君王在历史上起着对思想消化吸收的至关重要作用，当然也部分承担着发明原创思想的作用，因为君王决定着王朝以及王朝治下民众的命运，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二十世纪初“新史学”运动提出要写“人民”的历史，“民众”的地位似乎有所上升，可那是现代才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写历史自然把人民放在中心的位置，目前也不断呼吁要重视“小人物”的处境，可是不要忘记，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启蒙熏陶的结果。然而在历史上，人民不可能有什么地位，因为历史记载里基本没有民众的身影，我们在各种历史文献里也自然很难找到关于民众生活的内容。古代文献主要就是记录皇帝的言论政绩及其各种起居生活，还有就是在其主导下制订的各种制度规章及其运行效果，我们也只能根据这些书面资料来推测古代历史和思想的发展脉络。另外一个原因是，古代保留下来大量的文人著述，所以要谈思想也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内容，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就只能是“精英思想史”。我们看一些著名的中国思想史，都是在罗列一些属于精英阶层的人物，从孔孟到朱熹、王阳明，佛教思想的陈述也多局限在一些名僧。一般来说，“帝王”因为是政治人物，身处权力中心，所以似乎只能被动接受这些著名文人的观点，好象没有资格创造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判断虽然大体可以成立，但“帝王”在一些特殊场合还是对古代思想注入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内容，他们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精英的规训，而是对其思想加以改造而自成体系。本书即对“帝王”思想的作用和影响重新进行了定位。

搜狐文化：本书对孟子、荀子等人物的形象刻画十分细致，您谈到礼义与相关的制度都是由圣人完成，圣人的天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个到底如何评判呢？

杨念群;“圣人”本身无所谓“善”或“恶”，因为他们是“圣人”，要超越普通民众之上，负责为这个世界制订规则，同时指导帝王建立起运行这些规则的制度，还要把一套思想推进到民众之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套礼仪体系，这些体系有“虚”有“实”。“虚”的方面包括祭祀上天的礼制体系，“实”的方面是实施一些“治理”技术。孟子、荀子等儒学宗师后来被奉为“圣人”，他们的思想就成为指导这些制度实施的根据。当然，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孟子和荀子对待人性的态度正好处于两个极端。一般意义上，孟子主人性本“善”，荀子主人性本“恶”，所以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发展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孟子主张对民众实施“教化”的柔性治理，荀子的弟子如韩非反过来主张用法制遏制人性“恶”的蔓延。但无论是倾向哪个方面，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都倡导的是“有治人，无治法”，即都是依靠有权力的人去判断世间的“善”与“恶”，“是”与“非”，而不是由制度本身的自然运转去决定人的命运。

文/袁立聪 审/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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