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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5日于河北宣化。陶宗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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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顺(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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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郭大顺在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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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墓出土玉龙,郭大顺在现场。
郭大顺(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先后主持牛河梁、东山嘴等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
我今年85岁了。虽然1998年就退休,但一直到今天,很多工作、会议、采访还是来找我,人们还是关注红山文化。
我这辈子印象最深的考古现场,就是在牛河梁。泥塑的女神头像出土时,仰面朝天,好像微笑欲语。特别是嵌玉片的眼睛,眼神炯炯,一时间大家都围上去看。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五千年前祖先的形象。
瘦弱的小孩,“不拔尖”的北大学生
上初中时,我个子小小的,是班上最矮的,体育课总是不及格,连双杠都上不去。人也比较保守。人家都是留分头,我还是光头,照相就戴个帽子。上了大学,他们还说我像戴红领巾的小孩。
可能是受家里的影响,我挺喜欢读书。我是河北张家口宣化人,听我父亲讲,我祖父是当地的举人。办的柳川书院,是宣化一中的前身。我父亲也曾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我父亲把家里的300多册藏书和祖宅38间房都捐给了宣化一中。我自己读书,家里人不怎么管,主要还是靠学校。
我中学读张家口一中,是全专区招考,我初中考第八名,高中第六名,考试还总提前交卷。其实我平时不太用功,只是记忆力比较好,俄语单词记得快,做作业也快,做完了就在教室里拉二胡。我们班主任说我,“就是学习比较会抓重点”。那时候张家口是察哈尔省的省会,离我们家不过30公里,但交通不便,我半年才回一次家。
我成熟得晚,也没什么特殊的想法和爱好。1957年,我参加高考,那时候的趋势都是考理工专业。我一只眼睛有弱视,考生手册说眼睛弱视无立体感,报理工科专业要吃亏,就临时改成文科。我一看文科也没有多少专业,就报了历史学。当时察哈尔省撤销了,我们家搬到了河北省省会保定。我回到家,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完大一,到了分专业的时候,有个学长推荐我选考古。我想着考古可能比读文献能多干一些实际的事,于是就报了。后来发现,也确实是在考古实习中,加强了我对专业的认识。
各种文化往中间聚,汇聚成中国的“中”
要说我此生考古工作唯一的遗憾,就是外语没学好,不能很好地将考古研究成果向外推广。我们读研究生时,才开始学英语,刚把音标学了一年,就出去考古实习了。
我们班是北京大学第一届接受系统考古训练的班级,要经历生产实习、写学年论文,再进行毕业实习、写毕业论文。我的两次实习都是在河南洛阳的王湾遗址,它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从仰韶文化一直过渡到龙山文化,特征很明显,出土的器物也很丰富。我对这批材料印象很深,但更深入的认识是之后产生的。
1962年,我考了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深入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当时,苏先生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还没有正式提出,但我们已经受到了这方面教育的影响。
研究生实习时,我到了山东,整理大汶口遗址的材料。这个遗址和王湾遗址的时间接近,两者一东一西。王湾遗址中发现的“鼎豆壶”陶器组合,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特征,根据演化过程判断,洛阳王湾遗址曾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当时,中国考古界盛行“中原中心论”,认为中原仰韶文化等起源最早,对四周影响最大。196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就提出了“东方影响中原”的观点,这在当时很是创新。他认为,中国的“中”,不是一根蜡烛往四周放光芒,而是像车轴,各种文化往中间聚,汇聚才体现“中”。
我到辽宁工作之后,逐渐在实践中体悟这个想法,这影响了我一生的考古工作。
辽宁“无古可考”吗
1968年,我被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时,是有点“盲目”的。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辽宁“无古可考”。除了有一处西汉村落遗址,很少知道辽宁其他的考古材料。随着业务工作的恢复,我先是接触到一批窖藏的商周青铜器,又发掘了一座西周的墓葬,进一步确认了青铜器的年代,我也感觉到辽宁考古“有了点意思”。
历史学家傅斯年以前就提过,商文化起源于东北。我们发掘的成果也指向这一点——在更早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近似商代青铜器花纹的彩绘陶器图案,包括等级明确的墓葬、房址建筑的习俗,都比较成熟。这说明,北方地区的古文化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水平可能不低于中原,甚至和中原地区相互影响,它不只是被动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1979年,辽宁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我们发现了东山嘴遗址。这里发掘了一座左右对称、南圆北方依中轴线分布的石砌建筑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龙形玉饰、两件孕妇小塑像——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当时就想到了文明起源的问题。
这是中国第一个与女性崇拜有关的祭祀遗址,也是我国新石器考古对祭祀遗址进行的首次正式考古发掘。欧洲从旧石器晚期就出土过人体雕像,我们国家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几百处,但一直没有发现过。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在东山嘴开现场会时说,“这是考古界等了30年的发现”。
1981年,我和孙守道先生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叫《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把中国文明起源的时代从距今四千年提前到了五千年。这个问题在当时比较敏感,我们提出来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文稿没有收入会议文集。当时,文明起源的判断标准还是金属、文字、城市三要素。这三者都有,才叫文明起源。但我们认为,中国文明有自己的特点。
旅美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就曾经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所走的道路与西方不同,西方是以发展技术、贸易为主进入文明社会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具有天、地、神、人不同层次的宇宙观,是以通神取得政治权力进入文明社会的,就对待自然界而言,西方是“破裂性文明”,东方是“连续性文明”。
龙是中国文明起源最重要的一个象征。1971年,赤峰就发现了著名的墨绿色大玉龙,东山嘴也出土了龙形玉饰,说明他们的信仰已经很成熟了,这不是原始社会能有的,而是文明社会的产物。
之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玉器,但一直找不到出土地,看不到确切的地层关系,就无法确定年代,只能推测是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在找这些玉器出土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牛河梁遗址。我们写的那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也在《文物》期刊发表。
找到牛河梁,看见五千年前的祖先
1981年,我给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做文物普查培训,一个参加培训的乡文化站长跟我说,他们乡马家沟村老乡家里有个“玉笔筒”。我们借了几个自行车,骑了15公里去看,还真见到了,就放在他家柜子上,里面插着几支笔。我一看,这哪是什么笔筒,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斜口筒形玉器吗?这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之一!
我一问出土地点,村民把我们领到村西部101国道南侧的一个山梁,这就是后来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牛河梁。
从1983年起,我开始主持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在这个遗址群中,先后发现了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重要遗址。这些新发现,每一项都是极为重要的,但对我而言最为难忘的,还是泥塑的女神头像。
当时我们考古队住在老乡家里,墙上糊了很多报纸。头顶上有一张是当年《辽宁日报》登的,报道说有个歌星开演唱会,唱了一首歌,歌词是:“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静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
我一看,“一把黄土”,这女神头像不就是我们黄土做的祖先吗?苏秉琦先生称她为“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共祖”。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就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而红山文化晚期的宗教信仰,就已经由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进入祖先崇拜阶段。
同时,我们还在牛河梁发现了起三层圆的祭天遗址,这座祭坛和东山嘴的圜丘都位于遗址南部,而方形建筑的庙址在遗址北部。这种北庙南坛的布局,被中国历代王朝继承下来,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
后来,苏秉琦先生将牛河梁的“坛庙冢”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明十三陵联系起来,认为“坛庙冢”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他不设什么标准,也不管那些概念,认为文明就在于传递。世界上其他文明都断了,而中华文明不断,这个连绵不断的根就在这儿。红山文化,就是中华文明这颗大树总根系中的“直根系”。
这么一看,东北地区不仅“有古可考”,还很有自己的特点,有时甚至走在前面。我在东北工作、生活了50多年,成家立业都在沈阳,现在还住在沈阳。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仍在进行,我算是这个问题较早的提出者、参与者和见证人。
现在我很少到考古现场了,但脑子里还在思考。这个月月初,我还做了一个讲座,讲从红山到满族的辽河文明,他们生活在东北森林草原地带,以采集渔猎为生,是流动、开放的文化,依赖自然,也尊重自然。红山人是这样,他们把外来的因素吸收过来变成自己的,不排外不忌讳。满族人也是如此,入关以后,他们基本继承了明代的北京城,没有搞大的拆改。
苏秉琦先生谈起考古寻根时,把我的家乡张家口宣化比喻为“三岔口”,因为红山文化、仰韶文化以及河套古文化,在这一带接触交流。我从上学、工作到晚年,一直在探究中华民族文化根脉——也是这个几代学人苦苦求索的课题,真是一种缘分,每想到这里,内心满是幸福感。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郭大顺口述整理)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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